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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明:毒婦為甚麼尤其引人圍觀?

Monday, May 9th, 2016

中國人說最毒婦人心,不知道證據何在,過過嘴癮就成了定論。日本也有「毒婦」之說,與今天流行的「毒男」沒有關係,據說這個詞興於江戶時代繪本小說,相對於玩弄欺騙男人「惡女」,「毒婦」專指殺害男人的女人。

最近讀到明治時期「稀世毒婦」的故事,她叫高橋阿傳,是日本最後一個被斬首的女死囚。

豐原國周作品

豐原國周作品
圖片來源: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

當時政府其實是給予死囚選擇的,早在明治三年(1870 年),政府就宣布以絞刑代替斬首。阿傳被處死是明治 12 年,但是她仍然堅持選擇砍頭,從這個細節,對她的性格,倒也不難猜測到一兩分。據說她在三年的監禁期間,一點也沒有變得形容枯槁,反而身體健壯,似完全不把悲情放在心上。

阿傳身世貧苦:雙親早亡,由養父母帶大,14 歲第一次嫁人,一年後就要求離婚(明治時期日本離婚率大升,有機會日後再講);後來嫁了一個自己喜歡的男人,但丈夫患上痲瘋病,為了治病,阿傳拼命工作,最終淪為流鶯,但丈夫的命還是沒保住。

她後來喜歡上一個「姑爺仔」。這個姓小川的男人不工作,吃軟飯,他的生活費和債務,全靠阿傳做小生意來負擔。但是阿傳殺害的男人,不是這個小川。

生意失敗,戀人又無能,有人介紹阿傳去給一個姓後藤的商人當「三陪」,借錢過活。其間她收到家鄉來信,同父異母的姊姊四年前失蹤,同時姊夫也不知去向。由於時間吻合,也不知還有甚麼證據,阿傳一心認定後藤就是已經改名的姊夫,姊姊被他謀財害命。說是為了報仇,阿傳在旅館中殺掉了後藤。

政府判罪說她是為了偷錢,根本沒有採納復仇之說,當然,復仇並沒有證據支持。

在當時看來,如此案情太過刺激,兇手又是年輕女子,報紙如獲至寶,作家、編劇紛紛藉機渲染,阿傳被砍頭四個月後,東京的舞台就上演「高橋毒婦小傳,東京奇聞」(其名も高橋毒婦の小伝 東京奇聞),觀眾當然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來捧場。

「毒婦傳」朝倉喬司著

「毒婦傳」朝倉喬司著
圖片來源:Amazon

與謀殺相比,阿傳受刑的場面更為聳動:那天她不斷高喊小川的名字,發瘋般掙扎,致使老練的劊子手兩度失手,第三次才砍下頭顱,她的骸骨上的刀痕可以佐證。

至於何以大喊情郎的名字,好像失心瘋一樣?原來她在死前曾經分別見過小川和養父,要求他們當天來刑場,見上最後一面。誰知傳令官帶錯了消息:死期是 1 月 31 日,小川和她的養父 2 月 1 日才到市谷監獄,連收屍也做不到了,屍體已經被醫院徵用。

阿傳死的時候發現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都不在,才崩潰絕望。

女人涉及罪案,總是特別驚心動魄,觀眾的獵奇心態特別強烈,可能是因為容易涉及性的元素——涉案的人通常都有性關係,音樂劇 Chicago 當中一個謀殺親夫的角色 Roxie Hart,也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。在現實中,這個女兇手大受歡迎,有關她的專欄報道,像連載小說一樣吸引讀者。

與其他毒婦相比,高橋阿傳不但說不上毒,其實還有點愚:愚在執著、堅強,吃盡苦頭,九死不悔。如果真的是為了復仇,也可說是大義凜然,最後更視死如歸——僅從這個角度來看,甚至可以說與中國的秋瑾、施劍翹不無共通。

明治維新是一個引人入勝的風流時代,人物輩出,風雷縱橫,整個社會脫胎換骨,即使是高橋阿傳這樣社會最底層的人,也流露出一種剛烈勇猛之氣。時代的運勢向上,就是連社會底層也能受到激盪,Literally「甚囂塵上」,如此一個薄命女也頗為「有種」;反過來,就是精英階層也乏善可陳,無足可觀。

來源:http://www.cup.com.hk/2016/05/07/tang-ming-takahashi-oden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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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丈夫

Thursday, November 20th, 2014

最近在為我一個中文短篇故事Blog尋找佈景主題無意中發現一篇蔡瀾先生寫的網誌文章。非常耐人尋味而且很感人。原文如下:

十年前,斧山道上的嘉禾片廠,每天不斷徘徊着幾個日本女子,都是成龍的影迷,能看到他一眼,是她們一生最大的願望。

其中一個很瘦弱矮小,兩顆大眼嘖,像是唯一能看到她的東西,已經一連來了三天。

我們在片廠上班的人看慣了,從來不與影迷們交談。傍晚經過,聽到她咿咿哎哎向警衛詢問,並非不懂的日語,而是啞子的發音。

下着大雨,她畏縮在屋簷下,臉色蒼白,片廠並沒有餐廳,她站了整天,眼見就快暈倒。

「你沒事吧?」我用日語問。

她傾耳,原來連聲音也聽不到,就從和尚袋中取出紙和筆寫下。

「大丈夫。」她也寫。

這也是我第一句學到的日語,發音為DAIJYOBU,和男子漢一點也搭不上關係,是「不要緊」的意思。

我用手語請她到辦公室坐着,給她倒上一杯熱茶,再在紙上筆談:「積奇在美國,不必等他回來。」

「不是等成龍。」她搖頭後寫上:「我愛香港電影,甚麼時候可以看到拍戲?」

那年頭不流行搭佈景,拍攝都在空地進行。片廠只是一個工作人員的集中地。這幾日天氣不穩定,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出外景,我寫着要她回去。

看她好生失望的表情,只能再和她談兩句,問道:「為甚麼那麼愛看港產片?」

「從香港電影中感覺到的活力,是日本片沒有的。」她寫:「我最想當演員。如果能在香港電影演一個角色,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真是不知量力,我也沒甚麼話好說,寫道:「當演員,需要講對白。」

「我學。」她寫:「一生懸命。」

一生懸命ISSYOKENMEN,是拚命的意思,但身體上的缺陷,怎麼強求?我點頭,目送她走。

第二年,她又回來。

看到她疲弱的樣子,我真擔心。這時,她張開口:「DAI……DAI……DAIJYO……DAIJYOBU。」

說完了這句「大丈夫」,她滿足笑了。

第三年,她已會說ISSYOKENMEN一生懸命。

筆談中,得知她學語言的過程。這個小女子竟然參加了「東映演員訓練班」學講對白,自己又修閱讀嘴唇動作課程。怎麼讓她進入訓練班的她沒說過,學費倒付了不少。

第四年,她來,又是咿咿哎哎一生懸命說話,我要很留意聽才懂得幾句。剛好有部小資本的動作片拍攝,我請武術指導帶她去現場看看。她開心死了,拍完戲,大概是工作人員同情她,請去九龍城的餐廳吃火鍋。

接着那幾年,她沒間斷來港。之前總傳真說何時抵達,我外遊不在,她留下小禮物就走。

去年她在我的辦公室中看着書架上那六七十本散文集,下了決心,向我說:「我要做作家。」

對她的意願我已不感到詫異,點頭說:「好,等看你的作品。」

前幾天她又來了,捧了一大疊原稿紙,向我說:「出版已經決定。」

「恭喜你了。」我說:「付你多少版稅?」

她搖頭:「出版社要求我出兩百五十萬日圓。我一次過給了他們。」

心中大叫不妙,但既成的事,不說掃興話。

「你替我糾正一下好嗎?」她說:「書裡有很多中國名詞,我怕寫得不對。」

我點頭答應。她高興地走了。

今夜看她的著作,只有一個錯處,把《旺角卡門》的那個「卡」字寫漏了。

書中充滿對香港受到的感動,彌敦道上人頭湧湧,新界小巷中的孤寂、西貢鯉魚門的美食等。第一次來港,還幸運地被機師邀請入駕駛室,在萬家燈火的啟德機場下降。當然也少不了目睹電影攝製的震撼,以及對嘉禾片廠夷為平地的失落。

從二十歲的少女,整整經過十年,今年已是三十,我從筆談和對話中了解的她比書中更多更多:兩歲的時候發燒,從此又聾又啞的事,在書中隻字不提。也不是甚麼有錢人家,父母在鄉下開了一間內衣褲的小廠,她一個人住在東京,經濟獨立,做電腦打字員,又當夜班護士助理,所受同事們的白眼和病人的欺負也只向我說過,被對方摑耳光整個人飛出去是常事。省吃儉用,錢花在來香港的機票和住宿,最後的那筆十五萬塊港幣的儲蓄拿來出書,有沒有着落,還不知道。

在作者簡歷上,她只寫着:「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之間,演出東映錄影帶電影,當警車訓練所職員,說過一句對白。」

弱小的她,是一個真正的大丈夫。

 

來源:https://bobostory.wordpress.com/2012/05/21/大丈夫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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